1949年，毛人凤下令处死朱君友。朱君友坦然赴死，却发现枪决他的2名特务，朝他频繁摇头使眼色，示意他不要出声，朱君友立即心领神会。
（《你知道渣滓洞，但可能不知道十二桥》- 共产党员网）
1949年12月6日的深夜，成都将军衙门监狱，当看守喊出“朱君友”这个名字时，同牢房的人心里都沉了一下。
在那个时间被点名，通常只意味着一件事：人生的最后一程开始了。
朱君友自己也这么想，这个出身“朱半城”豪门、却选择投身地下革命的富家子弟，平静地收拾起自己为数不多的干净衣物，递给了上铺的难友徐孟生。
低声说留着或许还有用，他走过其他牢房铁窗时，与熟悉的同志们默默对视，那是诀别的眼神。
当他走出监区，看到的却不是行刑队的士兵，而是两个穿着体面的陌生人，其中一人竟是他妻子的大哥杨夷甫。
押送他的特务一路上频频使眼色摇头，朱君友那颗赴死的心，猛地跳动起来。
这不是去刑场，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营救。
就在他离开的几个小时后，这座监狱里其他三十多位同志，包括他刚才对视过的那些面孔，被秘密押往十二桥，全部遇难。
毛人凤亲笔批示“一律枪决”的36人名单上，为何唯独朱君友的名字被悄然勾除，成了唯一的幸存者？
朱君友能活下来，首先得益于他投胎的“技术”实在高超。
他的家族在成都堪称传奇，祖父以绸缎庄起家，父亲朱茂先将产业扩展到盐业、煤矿，积累了富可敌城的财富，被当地人敬畏地称作“朱半城”。
朱家大宅门庭若市，往来无白丁，是典型的诗书富贵之家。
按常理，作为朱家的六少爷，朱君友的人生剧本应该是继承家业、光耀门楣，在乱世中守成一方。
但这位少爷偏偏是个“叛逆者”。
他将家族提供的丰厚生活费用，甚至变卖私人物品所得，源源不断地输送给革命事业。
父亲朱茂先发现账目异常后震怒，对他严加管束，试图将这个“不走正路”的儿子拉回传统轨道。
但朱君友选择了离家出走，继续自己的危险事业，他的婚姻则为他打开了另一扇至关重要的人脉之门。
妻子杨汇川出身于政治世家，思想进步。
朱君友后来坦言，自己走上革命道路深受妻子影响。
1949年11月，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溃进入倒计时，其特务系统也变得愈发疯狂。
朱君友在一次传递情报时不幸被捕，从他身上搜出的进步刊物成了无法抵赖的证据。
审讯者对他动用“鸭儿浮水”等刑罚，将他吊起，仅脚尖点地，长时间折磨以期摧垮其意志。
但这位看似文弱的富家少爷展现了惊人的韧性，军统档案里对他的评价只有冷冷的四个字：“态度顽固”。
暗无天日的牢房里，他结识了一批坚定的难友。
有经验丰富的老地下党员杨伯恺，有乐观善歌鼓舞士气的同学余天觉，还有那位年轻的华西协合大学女学生毛英才，她即使被打耳光也拒不开口。
直到12月初，那份名单上列着36人，毛人凤没有任何犹豫，提笔批下“一律枪决”四个字。
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看后，也只是冷漠地附议“如拟”。
屠杀的齿轮开始转动。
朱君友的父亲朱茂先，这位传统的士绅，虽然对儿子选择的道路痛心疾首，但血脉亲情终究压过了一切。
得知儿子被列入处决名单后，他动用了家族全部的能量和财富展开营救。
关键枢纽在于杨家。
朱君友的大舅哥杨夷甫在国民党四川省行辕担任上校秘书，而策划这次清洗的主谋之一、省特委会的徐中齐，当年正是靠朱君友岳父，杨维的提携，才得以发迹。
这是一张盘根错节的关系网，朱家通过杨夷甫和徐中齐的弟弟徐季达，将十根金条分批送入相关特务的手中。
于是，在12月6日那个本该是普通囚犯的夜晚，朱君友被两个“自己人”提出牢房，上演了一出金蝉脱壳。
他跳下囚车，消失在成都郊外的夜色中，藏匿于一家与朱家有旧的木材作坊里。
他获救了，但拯救他的，恰恰是他曾试图“背叛”的那个家族阶级的财富与人脉，这其中的历史悖论与人生况味，复杂得令人叹息。
朱君友逃离的次日，也就是1949年12月7日的深夜，将军衙门监狱迎来了最后的血腥。
以稽查处中队长唐体尧为首的特务们，将剩下的三十二名政治犯用麻绳捆绑，用棉团堵嘴，用黑布蒙眼，分批押上囚车，运往十二桥附近的防空壕。
为了掩盖枪声，行刑时他们命令司机猛踩油门，用汽车引擎的轰鸣作为伴奏。
但仍有烈士在最后一刻奋力吐出嘴中的棉花，高呼“中国共产党万岁”，那呐喊刺破夜空，让行刑者都为之胆寒。
他们之中，有学者，有教师，有学生，有记者，最大的已年过半百，最小的才二十出头。
他们的遗体被草草掩埋，直到二十天后成都解放，才被重新发掘，庄重安葬于十二桥烈士陵园。
而此时的朱君友，刚刚结束藏匿，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气。
他活了下来，但战友们集体赴死的画面，成为他余生挥之不去的梦魇。
一种深重的幸存者负疚感伴随了他的一生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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